雄藩之路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地方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指导思想的话，那就是启用中下层武士，立志革新。

第一，西南诸藩

1，木户孝允出身的长州藩。

长州藩位于本州岛最西端，山口县，由于领地在关原之战（支持丰臣秀吉家的势力和德川家族势力的总决战，关原是地名）败后被幕府大大削减，当时就造成很大的财政困难。虽早早以商品专卖暂时解决问题，但整个江户时代中，长州藩也面对收入太少及农民因专卖制太苛刻而导致生活艰难。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

  1838年的时候，长州藩政府所欠债务达到9万两千贯，是当时政府年收入的24倍，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认识到，再不革新，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起用低级武士出身的村田清风带领藩政改革。村田首先下令紧缩藩内开支，同时强硬地迫令债主暂时不追讨政府欠他们的负债，村田颁布了一个法案，所谓的37年年赋案，意思就是说政府所欠商人的款项要在借债之日起37年之内还清即可。这些钱，村田都集中起来兴办政府实业。再者，村田也以准许下级武士参与藩政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村田也专责长州藩的专卖及扶植藩内官方认可的产业发展，引入商家、豪农作为藩政合作伙伴；村田还在长州的下关设立“驳船货站”，向其它藩船收贷，还借钱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通过投资牟取利润，受到了商人的欢迎，存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大大增加了长州藩的税基，最终基本解决了财政问题。

不过，改革者的下场好的不多，村田得罪了那些商人（37年年赋案的缘故），加上由于他在下关等地方鼓励贸易，结果造成大阪的商品交易量激减（幕府当时规定，各藩剩余之粮食，只能在大阪发卖），长州藩摆明和幕府当局抢税基，当然引起东京当局的不快。1843年，幕府当局怪罪下来以后，村田清风当了替罪羊，黯然下台。

2，西乡隆盛出身的萨摩藩。

萨摩藩身处日本最南处，鹿儿岛县，经济、国力比中央地区都大大落后，再加上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武士太多，加上经济实力不行，使萨摩藩早早陷入财政困难，在天保年间已负债逾500万两，利息每年也高达50万，故不得不进行改革自救。藩主岛津重豪时(1830年代)引用下级武士调所广乡主持改革，这是以免上级武士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改革，同时也是引入新的角度对付负债。首先迫使债主商接受藩债分250年无息还清，对藩内的负债，也以提拔债主为武士阶级作条件解决。

同时调所也把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放在了萨摩藩特产品—砂糖、蔗糖的收入上，他打击黑市买卖，并合其它专卖品(米、蜡等)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在这个过程中，德岛，奄美大岛，喜届岛农民反而因为本地盛产甘蔗蔗糖而倒了霉。为了增加甘蔗，蔗糖出口的收入（萨摩藩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急需外汇以购买外国军备），调所当局颁布了严格的甘蔗种植管理规定，凡是不遵守规定，种出不合格甘蔗而导致无法出口创汇的农民，一律处死。

除了提升藩内的经济收益外，调所还偷偷走私，与琉球及中国进行秘密贸易，以赚取额外收入。

   到了1848的时候，萨摩藩不仅摆脱了财政上的困境，还建立起了一只现代化的军队。

   不过调所的下场没有因此而好到哪里去，12月18日，他在东京的萨摩藩主公寓，因为走私物品到中国去的事情被发现，而谢罪服毒自杀。

　　3，佐贺藩（也就是肥前藩）。

肥前藩在德川幕府时期也是一个穷地方。被人戏称只有“泥土”的藩（肥前藩盛产陶器，主要产品就只有这一种）。穷则思变，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招揽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政府掌控的商业活动（主要就是专卖）。为防止农民分化，要求地主的田租3年问免除三分之一。藩领（藩主自己直接领有的土地）则停付佃租债息。佐贺藩还明确实行均田制，在地主和雇农之间重新分配土地，保护自耕农。

这样的措施也逐渐巩固了佐贺藩的财政基础，和其他所谓的“雄藩”一样，增加的收入都被用在了军事开支上，1852年，佐贺藩自己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铁制榴弹炮。

　　4，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

这四个藩，都位于日本的西南部，合成“萨长土前”四雄藩，构成了日后倒幕维新的主力。

应该说，以萨、长为主的西南诸藩在天保年间，成功胜过幕府，渡过财政困难危机。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藩主敢于引用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为改革主轴，一改从前以阶级处事的作风，也不同幕府依然以高层武士为改革执行者的保守作风。可是，萨、长等诸藩经过这一次难关并不是一劳永逸，也不足以令他们成为倒幕的中心，更没有改革者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什么让全体日本国民都可以信服的政治口号。总之，天保时的萨、长等诸藩改革，最大的成就不但令自身成为威胁幕府治权的潜在威胁外，最重要的还是因改革而大量起用低下武士为藩政中坚分子，间接为明治维新带来足够、有能力的人才。

第二，关东（在日本，东京周围地区成为关东，京都附近地区成为关西）诸藩

再让我们来看看当年泣血而书“戊戍封事”的德川齐昭所在的水户藩为首的关东诸藩。

从改革自强到明治维新中间，有一个尊王攘夷运动不得不提，没有尊王攘夷的运动，就不可能有明治政府，而尊王攘夷思想的提出，则不能提到这个水户藩的藩主，德川齐昭和他所开创的水户学。

 

德川齐昭非常重视教育，早在1837年，一个叫藤田东湖的日本学者被德川齐昭正式任命开始着手准备兴办一些新式的学校。在藤田所著的“体现建学趣旨”的《弘道馆记》里面，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所谓尊皇攘夷的思想。弘道馆，也成为后来德川齐昭培训和教育本藩武士的基地，其分校很快开遍整个水户藩所有的地区。1841年8月1日，弘道馆第一天正式开学的时候，上午的课程是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青山量介”的“日本纪”，下午的课程是“会沢正志”的“孝经”。除此以外，弘道馆还开设军事教育课。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结合，水户藩可以说为近代日本，开了一个先河，其影响今天依然。日本人只要有了军队，狂热的民族主义一定会抬头。

与此同时，德川齐昭还开办了一些乡校，供那些没有武士身份的普通老百姓受教育之用。乡校取名各不一样，比较有名的有敬业馆等。

   水户学的思想，主要也就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

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而清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水户学派发挥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至，后来出身水户藩的人，对于侵华，向来不遗余力。救国的精英，同时也是侵略的急先锋，这不知道是日本之祸，还是世界之祸？我希望中国人可以自强，答案只是前者。

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

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水户学其实后来就成为日本右翼的主要思想武器，但是在日本人心目中，右翼并不意味着保守，这和中国的情势不同。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出现了“攘夷论”和“开国论”的争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公元1809年—公元1869年)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幕府倒台以后，他又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其政治品格，多遭人诟病。

理论上，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为幕府屈于外国压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变为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大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而且往往都成为“体制内”的官员，不但立场不坚定，个人私德，后来也大都够不上“完美”，普通日本人也从他们身上得出结论，排外＝爱国，开国＝卖国。现在的日本政坛，也常常有人说“因为你主张和中国交往，所以你卖国的言论”，附和者还很多（超过日本国民总数25％的人是支持这种论调的），就是这个原因。

反观中国，尊皇攘夷是清政府当局正式利用过的，并导致了义和团运动，主张开放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是孙中山等革命者。而在日本，“尊皇攘夷”的思想是“革命”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是“先进的”。直到今天，公开说自己是“右翼”，对50％以上的日本人来说，都是一种思想不保守，敢于为民族献身的一种象征。大多数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不了为什么像石原慎太猪这样一个号称全世界人民都不是人，只有日本人是人的二流黄色小说作家可以成为其首都的主政官时间这么长，其实根本还是因为日本民族对于“右”和“左”是分不清楚的，他们认为石原这个人敢这样出风头，站出来讲话，说明这个人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歪的人，便如同幕府末期的德川齐昭一样，排外，但是爱国而且亲民。

 

2，以儒家德治思想为指导的天保改革和雄藩之路

在日本从幕府末期向明治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有三个人最为著名，史称维新三杰，他们就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其中，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都分别是长州藩和萨摩藩的首领。要理解为什么这些统领地方武士集团的人会成为倒幕维新的“志士”，并最终革了自己的命（明治维新，最后中央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不但取消了藩政，还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特权）。还是要从1830年代中期开始的危机说起才能够理解。

面对危机，和我国清末年间一样，日本当时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思潮的碰撞。改革维新，在1940年代，大多数日本人都意识到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在日本社会应如何革新，日本社会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上，武士阵营内部也逐渐出现了观点相左的两大阵营。兄弟我给他们简单地贴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标签，方便大家记忆和理解咯，但其实不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是处于统治阶级的武士阶层。他们立志维新的首要动因，就是要解决各自面临的财政危机！整个改革过程，一直到明治维新结束为止，日本下层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并不明显。后来在日本史学界上，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法近现代历史的历史学家一度成为主流，也不是偶然的。

1，以亲东京幕府政权力量为主的保守派和他们推行的“天保”改革。

      清朝的时候我们也有过一个所谓的“同治”中兴。中兴的功臣之一好像就是那个靠“理学修身”治天下的曾国藩。儒家治国思想就是这样，一旦危机来临，就号召所谓的“德治”“圣君贤臣”。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天保改革，就把握住了那个时代日本东京主政者的基本思想。

      下面开始具体描述“天保改革”的来龙去脉。

1837年，东京的将军府里面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16岁继将军位，执日本之牛耳达50年之久的德川家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退位成为“大御所”（类似中国的太上皇）。德川家齐是一个典型的“昏君”，还是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他以好色，喜怒无常，好酒而在日本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退位以后，德川家齐以太上皇之尊，仍然继续操控着整个幕府政权的实际生杀大权，但在他退位两年后的1839年，德川家族的政治谱系仍然发生了一些细小的，当时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形式”的变化。例如，按照惯例，德川家齐从将军府（日语称之为“本丸”）搬进了退休的大御所专用的住宅（日语“西丸”），下属要报告，按照规矩，需要首先请示12代将军德川家庆，而不可以再直接请示已经是大御所的德川家齐，等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更换了宰相（日语“本丸老中”，简称就是老中，老中不只一人，水野忠邦是首席老中）。1834年曾任骏河国浜松藩的藩主水野忠邦接任水野忠成成为老中的时候，年仅41岁，1839年成为首席“老中”时，也不过才46岁。可以算是德川幕府260年历史里有数的年轻宰相。这样年轻的宰相，其意气风发和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劲头，自然不用说了。

      但是，水野中邦毕竟也是一个政治家，在德川家齐仍然健在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内政政策方针沉默，而把加强海防这样没有争议的事情作为自己的“振兴”幕府政治，建立个人威信的突破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个人被水野重用以加强东京湾的海防，这两个人和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值得一书。

      一个人叫“鸟居耀藏”，1839年的时候，43岁，其父 林述斋，原本是美浓国岩村藩主松平乘蕴的第四个儿子，后来被送给在幕府政治中专司 “文教政策”的林家当养子。“文教政策”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和教育政策的范畴。林述斋这个人很有政治谋略，虽然只是一个养子，最后却成为林家的"掌门人",并最后重新把林家的威信建立起来。在思想上，林述斋笃信阳明学和朱子学（朱子指的是朱熹），是保守派的代表。鸟居耀藏不姓林，是因为林述斋把自己的儿子又送给了鸟居家当养子的缘故。

       而另外一个人叫“江川英龙”，1839年的时候，38岁。这个人也是一个贵族，江川家世袭“代官”（角色相当于港督，是将军的代理人，负责打理将军在某一个地域的所有事务。），江川英龙是江川家第46代，因为对于加强海防一直有很大的兴趣，他曾经师从著名的兰学学者“渡边华山”。这个叫渡边华山的，1839年的时候47岁，因为学问扎实，又是三河国田原藩的“家老”（就是诸侯家的宰相），所以当时基本上就是日本“兰学”的第一把刀，身边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向西方学习的高层武士，自称为“蛮学社”（政治正确一说在日本也是有的，尽管主张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还是要称这些国家为“蛮”的）。在“代官”里面，和江川英龙一起参加蛮学社的还有同样曾受水野忠邦重用的羽仓简堂。

       在这场围绕水野忠邦展开的政治斗争中，“江川英龙”为代表的改革派曾一度占据上风。

       1837年，载有日本漂流民（海上船只失事被救起的日本人）的美国船莫里森号来到东京湾，要求入港。幕府不准，准备兵戎相见，渡边华山和另外一个著名的兰学学者高野长英（当时才36岁）联名上书水野忠邦，认为一旦开展，日本海防水平不足以保护东京湾（当时称为江户湾），而如果江户湾被封锁，则江户的物质供应就可能告急。水野忠邦看完这封信以后认为非常有道理，于是在1838年正式任命鸟居耀藏和江川英龙巡视江户湾防卫（类似于我国现如今的“调查研究”），并拿出一份报告。

      渡边华山把同为蛮社成员的测量技术专家 内田米太郎和奥田喜三郎推荐给调查小组，鸟居耀藏以会妨碍工作为理由拒绝。江川不服气，直接请示水野忠邦，结果获准。鸟居耀藏和江川英龙的矛盾也就此公开化。据史料记载，后来在巡查的过程中，鸟居耀藏远远看见江川英龙都会调转马头，绕道而行。后来，鸟居耀藏和江川英龙各自提交了一份报告给水野忠邦。

       鸟居的报告不外乎整顿军纪，加强防守武士的道德修养，为国献身的精神，云云。而江川英龙的报告则因为有了很多专家的参与，对于如何整顿加强东京湾海防，更新武器装备，加快海防现代化进程，都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当然得到了水野忠邦的好评。

       鸟居当时虽然忍下这口气，心里面却非常恼火。后来这个厮派人长期派密探跟踪蛮学社的聚会，发现了这些人有一些批评当局，特别是幕府当时的外交政策的言论后，假托他人之名（一个叫花井虎一的），向水野忠邦高密。

        1839年的时候，水野忠邦刚刚就任首席老中，还顾忌其他“老中”可能形成对自己的政治压力。因此，他马上派人严查此事，并最后得出报告，江川英龙等幕府重臣并没有参与此事，而蛮社的核心骨干，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确实有罪。其主要证据就是从渡边华上家搜出来的《慎机论》等几本书稿，这些书明确批评幕府当局锁国，盲目自大，还炮击国外通商船只的外交政策，认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主要要改变这样的策略。

       给蛮社一众人等安了个“异国尊信”（类似崇洋媚外的罪行）和诽谤幕府政治的罪名后，水野本来打算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但是关键时候，朝野内外的改革派也还没有放弃营救，特别是一个叫松崎慊堂的儒学家，更是站出来营救，这个人和渡边华山立场观点不同，但是认为 渡边华山  为人之廉，事母之忠，奉君之忠，都是楷模，他是林述斋的弟子，论辈分比鸟居还要大，最后水野忠邦收回成命，改判渡边华山在其家乡三河国田园藩终身被软禁。1841年，因为一个门徒看望他，引起保守派抨击，并殃及其家主，大名“三宅氏”，10月11日，渡边华山为自己写了“不忠不孝渡边登”的墓碑，遗训子孙“饿死不仕二主”后剖腹自尽，终年49岁。

      经此一案以后，在高层武士里面，除了军事技术领域以外，在经济等领域主张学习西方，推进改革的声音基本完全消失。本来希望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两派之间保持平衡的水野忠邦也逐渐倾向保守，其随后力推的整个天保改革，也完全以保守的儒家思想为指导。

1841年1月，就在各位受到迫害的蛮社学者苦苦熬日的时候，那位生活奢侈，好色淫逸的大御所德川家齐翘辫子了。德川家齐一死，得到12代将军德川家庆信任的水野忠邦开始大展拳脚。

德川家齐一死，忠邦马上搞了一个“清君侧”运动，罢免了原来德川家齐身边的重臣林忠英等，称他们为 “三佞人”，空出来的位置由自己的人马填充，巩固了自己在幕府中的人脉基础。还拆除了德川家齐为自己的爱妾   美代  的父亲专门修建的感应寺。总之，水野忠邦摆出了一副要和德川家齐时代的“腐败”和“堕落”彻底决裂的姿态。

2月分开始，由幕府高级顾问高岛秋帆（日文名  年寄）负责，开始筹备在一个叫   武藏国德丸原进行西洋炮术演练，5月9日，水野忠邦邀请各个大名和  直参（直属将军，家臣不满一万的小诸侯）参加观礼。这个主要使用榴弹炮的演练，大大震慑了还基本使用那种清朝康熙大铜炮的各路诸侯，一举确立了水野忠邦的威信。    

5月15日，12代将军德川家庆下昭天下，正式开始推行天保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1841年6月，幕府当局颁布“俭约令”，下令武士及平民节省支出，减少幕府自身的开支，例如建筑等。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禁止赌博、嫖妓、浮世绘等艺术活动和相扑等娱乐活动。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禁止烟火表演和男女共浴。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本意是重建一个儒家社会里面的理想社会，所谓“整饬纲常，振兴士风”是也。结果却造成经济萧条，很多产业萎缩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城市平名自杀人数急剧上升，下层武士和城市平民的生活更加恶化。

    这项工作主要由鸟居耀藏负责推行，他因为花招百出，整死了很多人而赢得了一个“妖怪”的美名。例如，他会派出一个美女去街上走，还到处问路。凡是看到了这个美女而没有把其抓起来的差役（当时日本的法律禁止华美的发型和服饰），都会被鸟居第二天亲自召见并开除。有的甚至被他投入监狱。用日本人当时的话说就是没有“武士，町人，百姓”区别的“恐怖政治”。

　　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3．取消「株仲间」（行业工会）特权、增加对商家的征税额—为遏止物价高涨，幕府收回对行会「株仲间」的特权，主张自由竞争。由幕府法定物品价格，力定低物价，禁止囤积居奇等。同时也向商人收取巨额临时税，一方面试图增加收入，也同时牵制商人的力量。后果：此法令商家大为不满，更以不营业，不借贷为报复手段，民间及武士生活因无法借贷而毫无改善，以至幕府遏止物价的目的也做不到。

    4，重新丈量土地。这也是为了巩固政府的税基。同样由鸟居耀藏一派负责。这个政策直接引起了底层百姓的强烈不满。天保13年(公元1842年)，鸟居耀藏的心腹幕府勘定(财务官) 市野茂三郎  到近江重新丈量土地。在丈量的过程中，他偷偷使用5尺八寸的标准代替原来一贯的六尺一寸的标准对土地进行丈量，结果导致农民土地面积大幅度上涨，相应需要上交的赋税也增加了。

   这不但引发农民不满，连一些地方大名和官员也牢骚满腹。

近江的三上村的“庄屋”（相当于我们的村长和村支部书记的角色）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研究要不要“上访”，结果怒火从三上村开始蔓延，总共4万农民情绪失控，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包围了市野茂三郎这个猪的寓所，他也被迫答应延期清丈10万日。  

　　5、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为维护幕府的封建统治，维护作为最高层的武士阶层的债务危机，颁布【弃捐令】，试图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缓解这些高层武士的债务危机，结果却造成债务混乱，债务混乱，很多商家因为无法收回债务而破产，进一步造成全社会无人愿意借贷给武士的后果，饮鸩止渴，一时之快，反而加快了武士破产的速度。第三，对町人（普通市民）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

　　6．上知令。为加强幕府的经济收益，保持幕府的收入及弥补支出的差额，加强幕府对大城市的控制。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结果，这一政策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不仅那些外样大名反对，连本来亲将军当局的“亲藩”也开始反对水野忠邦。为了避免幕府的威信因为这一无法实行下去的政策而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水野成了替罪羊，黯然下台。

       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把这6项政策并列放在一起，但其实在这六项措施不断颁布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1843年初，为了显示幕府的权威，水野忠邦不顾众人的反对，恢复了祭祀了“日光神社”的传统。日光神社是为纪念德川家康而修建的，4月14日是德川家康的忌日，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以前，将军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率众去朝拜日光神社。因为花费太大，后来家纲基本废除了这个仪式。只在65年后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和27年后的第10代将军德川家治时实行过两次。强行祭祀日光神社的成功，让 水野忠邦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俨然就是“中兴良臣”。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是水野忠邦无法忽略的，连当年号召改革的德川齐昭也公开批评他这是“不务正业”，有钱还不如充实海防。

而水野忠邦当时也确实需要在东京湾海防上追加投入，大约需要白银15万两。祭祀了日光神社以后，水野拿不出这么多钱。

有一个叫后藤的中下级武士提出，愿意捐献15万两白银，换一个三右为门 的官位。水野忠邦  认为买官买官，是典型的 “恶政”，断然拒绝。走头无路之下，又自信心爆棚的水野忠邦，才会干出颁布“上知令”，剥夺亲信土地这样的蠢事来，并最终导致自己下台。

1844年7月，水野忠邦再次出任宰相，仅仅8个月，就由于面临内忧外患的压力（外有荷兰使节的炮舰进入东京湾事件，内有反对他的势力的反弹），主动辞职。

水野忠邦这个人，和鸟居耀藏不同的是，私德非常良好，一生简朴，从来没有穿过绸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为了应对自己面临的政治压力也杀过卒保过帅，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他也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切实打拼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救苍生天下饥，世人报道我轻肥，旁观当局谁能识，自悔十年相业非（水野当了十年宰相，他的国学功底不错，可以写汉诗）。

   总之，天保改革之后，德川幕府的威权逐渐丧失，而以儒家“宽政”“德政”思想为指导，试图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改革努力，彻底失败了。错过了最后革新自强的机会，幕府的倒台，也就成为必然！

 

  某日被机关一位我熟识的同志在电梯里面问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会落后于日本？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值得研究，也非常大，当时匆匆一叙，我觉得不足以清楚描述我所有的思考，并阐明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到一些“虚”的方面上去。

    要想讨论这个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梳理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从历史中去找寻回答，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虽然有想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纸面，畏难情绪加上回国后各方面的忙忙碌碌，使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元旦几日长休，我闷头大睡一天，梦中竟然念及此事。加上论坛上面最近讨论《大国崛起》，说实话，大国崛起资料翔实，起码是一部非常不错的记录片。但关于日本，则稍微显得有点单薄了。我就来写写我自己理解的日本近代史吧。

  不知道这篇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就算读书心得和大家分享吧，欢迎批评指正！

后来颇负汉奸骂名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在其早年著作《日本论》中长书：“你们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戴季陶的人品不论，他的这段话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即使放在今天的日本身上，也是适用的。我留学日本的时候，对于要不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日语曾经犹豫过，日语并不是一门十分有用的语言，我自己的专业课大部分都用英文讲授，而且课程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有一日在早稻田的图书馆的地下资料室翻出来20世纪初日本人所绘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精确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让我当时静坐良久，思绪联翩，确实，日本的书店和图书馆里面，关于中国的书汗牛充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反观中国近代史，留学日本的人虽然不少，真正有信心说自己“真正了解日本”的人却不多，算来大致有以下几人：黄遵宪、梁启超、郁达夫、王芸生、蒋百里，等等。最让人为之气结的是，周作人这样的“日本通”，早年虽然清醒洞悉到日本将入侵中国的野心，不但没有疾走奔告，为国而呼，后来竟然投靠日寇，当了汉奸。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日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比之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总感觉不仅数量上，而且质量上都有差距。总结历史，眺望明天，我觉得无论我们中国人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日本这个近邻的历史和现状，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学关于中国的近代史课给我的沉重和不爽，十五年过去依然清晰，留日期间，对于“近代日本会什么领先于中国”这个问题，我也思考很多，当自己的日语能力有那么个样子以后，我选修了一些相关的课程，还曾经在暑假的时候跑到东京大学去旁听近来目前在日本很多有名的姜尚中（韩裔日本人）教授的日本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老实说，我没有受过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训练，虽然关于日本历史方面的书读了不少，错误肯定难免。机上机关里面工作很多，有时候还要加班，所以会抽空慢慢写，一篇一篇地贴上来。

尽管日本历史不如我国那样悠久博大，但以我一人之力，要想治一部简明日本史，仍然力有未逮，所以我对日本历史的描述，将着重围绕中日两国近代逐步扩大的差距开展。

1，        鸦片战争前后的日本，

A，同样内忧外患

1839年，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百年屈辱近代史就此展开。1839年前后的日本，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和中国一样，四个字，内忧外患。

先说内忧。据史料记载，1833年开始，日本的气候经历了一些异常的变化，在当时还100%是农业国的日本，引发了一场粮食不足所导致的饥荒。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天保，这场饥荒就被称为天保饥荒。1835年（天保六年），日本暖冬，害虫顺利过冬；1836年，春夏低温多雨，对水稻的生长极为不利，更糟糕的是水稻抽穗的季节遭遇了少见的大风雨和霜冻袭击。如果说头几年的不好收成还只是榨干了日本农民仅有一点的“家中余粮”，让他们的生活日趋紧张，1836年的歉收就像最后的一记重锤，很多日本农民都没有能熬过这一次的灾年，破产的破产，饿死的饿死。在受灾最厉害的东北地区，粮食减产40%-50%,仅仅在“津轻藩”（藩是当时日本将军分封给各个诸侯的领地的通称）基层官员统计上来，有据可查的饿死人口，就有4万5千人。

历史上，主要依靠地租收入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政权，从来没有真正“善待”过农民。1839年前后的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收成如此之差，日本农民还是被要求把收获粮食的大部分缴纳给各个诸侯和地主，以供养武士和各级政权的开支，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承担沉重的税赋，不得已借高利贷，随后无力偿还而失去土地。日本农民再怎么善于“忍”，也已经忍无可忍，1837年，日本爆发了很多有相当规模的农民暴动。以其中比较著名的，发生在三河国（地名）加茂郡的农民暴动为例，当时米价由于供不应求而大幅度上涨，一般普通村民无法承担，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中间民怨沸腾，终于在9月20日爆发暴动，他们袭击村里面的基层政权所在地，用武力强夺大户商人家的粮食，要求政府用开仓济粮等方法救济灾民，大户商贾不得买占囤集粮食，故意抬高粮价。短短两天内，有超过一万农民参加这场农民运动。9月24日在东京方面的直接调度指挥下，冈崎、尾张、举母等诸藩出动包括火枪队的军队,在矢作川(河流名)伏击暴动农民,迅速平定了这场农民自发的反抗。因为顾忌引发更大规模的民愤，幕府当局把对参与叛乱的农民的审判拖延到两年后才全部宣判，但并没有对他们“宽大处理”，受到流放，脸上刺字等刑罚的农民超过了一万人。

应该说，这个时候日本的农民暴动，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两样，缺乏近现代化的政治纲领，对封建政治体制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杀伤力的口号。儒家的德政思想，还是暴动的农民主要的思想武器。出身大阪的著名的儒学家“大盐平八郎”，成为这场农民运动的“思想领袖”。

这个人在日本历史上是值得一书的。大盐平八郎曾在体制内担任要职（大致相当于大阪市警察局长），但后来突然主动辞职，苦学阳明学和朱子学，目睹饥荒之年农民和下层市民的惨状，他思想渐趋激进，要求施行德政，采取措施，对无辜的灾民进行救济。一心顾及财政收入的幕府当局当然听不进去，而且当时在大阪主政的跡部良弼是主要靠裙带关系（当朝宰相的妻弟）上来的，他在大阪与当地不法商人大搞囤集粮食以谋取私利的勾当，只要不影响给将军所在地东京（当时称为江户）上供的粮食，对当地老百姓的死活根本无所谓。

大盐平八郎最后断定，要想改变当局者昏庸腐朽的思想，只有搞“兵谏”，在大阪城内发动起义。

   由于计划不周，而且缺乏应验，在国家政权力量最为强大的城市中心起事，最为糟糕的是大盐的弟子平山助次郎还事先偷偷向政府高密。1837年2月19日，大盐率领的起义起先只有门徒三十几人参加，后来加上少数城市下层平民和一些受歧视的部落居民加入进来，总共也不过才300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市内东躲西藏了1个月后，被当局发现，就在快要抓到他的时候，大盐用事先准备好的炸药把自己炸死。大盐平八郎死后，幕府当局把他的尸体用盐给“腌”了以后游街示众一年半（从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现在用所谓“日本文化中死后无罪”的说法来为靖国神社开脱是站不住的）。

本来，在当时日本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300人左右规模的暴动，应该说算不了什么。但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却觉得“大盐平八郎”在起义中宣扬的思想非常亲切，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让幕府当局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这样“高调”把大盐平八郎的尸体游街示众，但是打着他的旗号（或者冒充他的弟子）反抗的农民依然不断，在备后国三原、越后国柏崎、摄津国能势发生的农民运动中，“大盐平八郎未死”的口号都被广为传信，起义的首领也都宣称自己是大盐平八郎的弟子。

大盐平八郎“德政”“宽政”的思想，被当时执掌东京政权的幕府精英们所吸收，成为后来日本“天保”改革的主要基本思路。

更为重要的是，大盐平八郎非常强调“知性合一”，他研习王阳明的学说，并开设“洗心洞”塾，主要思想就是强调要“知行合一”。今天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强调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强调所谓的执行力的问题。

      儒家学说一直强调“华”“夷”之分，德川早期和中期的日本，日本学者都一般自称“东夷”，但是，从德川末期开始，日本不论是国学派还是古学派，都开始强调中国政治德行（主要就是指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说一套做另外一套）不如日本，所以应该把日本尊为“主”，而清政府控制下的中国反而为“客”。

外患方面，和中国一样，奉行闭馆锁国政策的日本也开始遇到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开启门户，增加贸易口岸的压力。日本虽然不像中国那样富有而让西方列强垂涎三尺，但是，1840年前后，美国基于增加对华贸易需要一个中转站的考量，俄罗斯则希望增加对日本出口，扭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都先后派出使节，以护送在海上遇到风浪袭击的日本人回国为名，试图和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当时都被德川幕府家族拒绝）。

客观来说，日本所面临的外患，并不像19世纪中后期中国所面临的那样严峻。德川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锁国政策，曾经多次杀害率团来访的外国使节，光是葡萄牙使节，就被杀过两批，其中一次，61人的使节团竟然被全部拘禁，大部分后来都被斩首。只因为日本并没有太多油水，葡萄牙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放过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动战争的借口，算了。

而日本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全体日本人都引起为耻的“黑船”事件发生在1853年7月8日，美国军人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拿着有美国总统署名的国书，要求日本承认美国具有通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日本并不情愿，佩里一怒之下，在临近东京的神奈川县的海面上以“礼炮”为名，一通放炮，把当时负责守卫海岸的日本武士吓得要死，也领教了美国人的厉害。停留一星期以后，佩里率领舰队离开。1854年2月，佩里又再次率领军舰来到日本，他威胁说，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选其中一个。幕府政权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签署了《日美和亲条约》，答应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口岸，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时候可以算是日本历史上外患最严重的时期，在北面，荷兰的舰队已经进驻长崎，俄罗斯也再次明确提出要求通商，随时有出兵可能。南面英法联合舰队已经驻军冲绳。日本当时也被迫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同样答应给美国等国家公民所谓的“治外法权”（即美国人在日本犯罪日本不能对其进行审判，要送回美国由美国司法当局,或者交由美国驻日本的领事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但是即便如此，比较一下《南京条约》和《日美和亲条约》，并考虑到我们首都北京都多次被外国占领的事实，可以说和中国所面临的外患的相比，日本实在可以算是“国际环境”大好。

B，日本表现出了中国所没有的一些特点

比较中日两国此时的景况，除了上文提到的外患不如中国严重以外，还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尽管同样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当时仍然比中国“开放”，或者说“谦虚”。1636年，日本开始奉行锁国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840年前后，差不多两百年。这两百年里面，日本的精英阶层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日本人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并通过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还发展出了一个和“儒学”相提并论的“兰学”（荷兰的兰）。幕府和各个诸侯都提倡军事工业，开办了一些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日本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经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医学方面，已经有了儿科、外科、产科和内科的专业区分，专门的解剖学课本也已经出现；在官方兴办的长崎海军学校，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以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而1898年中国“百日维新”之前，中国都尚未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二，军人集团日本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其军事技术也因此更为发达。日本当时的政权实际上就是一个“武士”政权，只占人口大约6％的武士阶级在当时日本社会占绝对“主人翁”的地位。日文称武士为侍，读做Samurai,这个词后来被英文直接吸收。

按照当时日本社会的规矩，武士的头发于一般人不一样，身上随时带两把刀，长刀用于战斗，短刀准备战败的时候自杀。在1840年代前后的日本，政府里面上至将军，各个“大名”（诸侯的日文名），“大老”（正副宰相），“年寄”（政府高级顾问），各种“奉行”（政府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下等士官），都属于武士阶层。武士不得同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对那些顶撞自己的平民随意杀戮，虽杀人无罪。国家还给所有的武士分配一定的土地。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社会比中国当时的文人阶层更容易接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做出更迅速的反应。早在丰臣秀吉的时代，日本的军队就已经大批量武装了比当时明朝武装更为先进的火枪。丰臣秀吉也因此在日记里面预言，日本军队必将有一天会打败大明的军队。当然，这个猪没有那个荣幸，可以看到自己的语言实现的一天。

讨论日本的崛起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武士支配了日本近代史近300年，武士道德和武士所具有的观念，对日本人的影响非常大。武士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尽忠”，武士解决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暴力，等等。

风云际会的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里面，尽管很多人的政治见解和立场完全不同，相互对立，甚至毫不犹豫就诉诸武力，但是他们都分享共同的私德标准和“为国为民族去战斗”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近代史上，胜利者常常会纪念那些斗争失败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想法不一样，但都是为了日本，为了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日本人”的注脚，使得日本近代史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冲突虽然非常厉害，却最终基本都可以回归到“民族国家”这个主题上来。

第三，日本的统治集团有比中国清政府远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爱国人士”，不过是事实。清朝有具有忧患意识的，但没有一个真正掌握大权的人在1840年以前就意识到一场百年浩劫就迫在眉睫。而反观日本，下层武士和读书人不提，在“大名”和“大老”里面，很多人都在反思，在探索日本的出路。

1839年，年仅39岁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上书将军，直言进谏，大意是说，现如今，各个诸侯虽然奉主恩典，有吃有穿，但是他们不求进取，奢侈浪费，还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子民，搞得民怨沸腾，老百姓到处造反。国家的国防虚弱不堪，而武士阶层又极大腐败了。加上“夷贼”又对日本虎视眈眈。再不励精图治，日本就危险啦。因为这个奏折主要是德川齐昭在1838年戊戍年写的，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戊戍封事”。

德川齐昭属于德川幕府政权里面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那种自己是皇亲国戚，而且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诸侯。当时全日本具有他这样身份的人只有三个，史称“御三家”。其势力，比之中国后来的袁世凯，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直言上书，并且率先在自己的领地里面实施改革，这都给了幕府当局很大压力，并直接促使幕府当局推行结果并不成功的“天保改革”，这个后面再提。中国人只要看抗日的电影，就会看到在那些有点级别的日军将领的房间里面会挂着“武运长久”的一块匾，就是“戊戍封事”里面明确提出来的。

德川齐昭的儿子德川庆喜，后来更成为幕府的将军。可惜他也是德川家族在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将军。

一般来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清朝的统治阶层是非常腐朽的，慈禧这个老巫婆和他统领的荣禄那帮人是什么样一个德行就不用说了吧。但是在日本人的印象里面，以德川齐昭和当时的宰相水野中邦为首的统治者，是一种悲剧性的“英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把自己的个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看的不如国家未来重要的人物（最后这些人变法失败，被历史淘汰，下场都不太好），都做到了生活简朴，私德良好，“戊戍封事”更是给日本人，德川齐昭泣血而书的印象。

第四，日本的封建制度含义和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同，地方拥有更多的制度灵活性。一般史学家都认为日本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庄园封建制度比较接近，而和中国的中央统一集权，“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封建制度不一致。这样的说法大致准确。江户时代，各个诸侯都拥有财政自主权，除了要不定期向东京的幕府当局缴纳不定量的“献金”外，没有向幕府缴纳赋税的义务，这些“大名”（诸侯）的内部开支也由他们自己负责，入不敷出就只能拿土地抵押借钱。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受到国外纺织品等的冲击，日本农业收入反呈下降趋势，破产倒闭的地方小“大名”也出现过。

在法律制度上，则更为混乱，德川幕府颁布一般法令，规定一些重要的社会准则，如“武家诸法度”。各个诸侯颁布各自所谓“家法”，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充满这些家法的还都是一些儒家的伦理道德。用武士执纪的精神，执行儒家的道德，亏日本人想得出来，无怪“仁”这样比较难于“外在量化”的道德会被日本人抛弃，而“忍”却会成为日本式儒家道德的最高价值之一。

幕府当局有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的时候，各个大名需要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这种义务的履行过程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博弈过程。德川家康统一全国的时候，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虽然迫于形势，向德川称臣，但是这些人都被德川家族归入“非嫡系”，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也都是边远地区。而这些“大名”，包括长州、萨摩、肥前、土佐等诸侯，也对德川若即若离，能忽悠的差使就决不会好好干，所以通常都是和东京方面关系比较密切的诸侯来干这种苦差使。

不过为了加强对各个“大名”的控制，幕府当局借鉴了中国战国时代把结盟国的“王子”请到本国来当人质的制度，日文称为“参勤交代”，所有的诸侯都要亲自到江户，参加将军举行的一些仪式，并在名义上担任防卫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为两批，每年轮流驻扎于江户，并自备府寓（大多数是将军赏赐的，来自熊本地区的细川家就得到了早稻田附近的一块土地，后来捐出来给学生当宿舍）。幕府还对这些诸侯来京时的随从规格、人数，路线，装备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结果不但成功起到了监视各个诸侯的目的，还把东京搞成了当时日本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有学者估计当时东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

总之，日本的“封建”体制下，各个地方政权拥有很大的自足权，这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空间，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变革，探索不同的应对方式。